（一）从“攻乎异端”到“异端的权利”
《为政》篇中有这样一句，各版本解释各异：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徐志刚解作“去攻读那些邪说，那就有害了”，杨伯峻解作“攻击那些邪说，祸害就没有了” 。因为关键词“攻”，本来便有“攻读、研究”和“攻击”的意思，于是，随着对这个字的歧义理解，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句子理解。然而，这两种理解，其实在对“异端”的态度上是相似的，或是远离，或是打击。孟子大约就是主张打击的，所以有这样的言论：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
大家现在知道道家、墨家的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知道百家争鸣的意义，自然不会对孟子这番言论照单全收，但在当时，捍卫儒家立场的儒生们，却是深受鼓动的：既是儒家弟子，攻击杨墨、消灭邪说，是儒家之“义不容辞”之事。
由此管窥春秋战国之各家争鸣，其实是很尖锐的斗争；只是，任何一派都没有受到绝对权力的绝对庇佑与推行，于是，后世看到了一个“争鸣的盛况”。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宽容的时代，因为各家都在互相攻击，以至于庄子觉得在那个时代，已经没有办法好好说话了，只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表达主张，以至于到了一旦有绝对权力的干预，其它各家便遭厄运：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如是，汉武帝之罢黜百家如是……后世终于以“孝”“忠”“礼”“德”等等名目“治天下”，儒家成了主流价值观，这是统治者的选择——其实专制者总是以儒为名、以法与权术为实来御民——而后通过“教化”，实现儒家教义的深入人心：民间爱读《三国演义》，爱论忠义，便是如此；直到民国，鲁迅对刘备之“伪”的评价，才得以放出声来，让国人都听到。
之前曾有人辩论“礼教”之是非，说“礼教”即“仁义礼智信”，自然是好东西，这话乍看不错，但有两点值得质疑，一是，“仁义礼智信”是好东西，可是礼教排斥打压其他学说，甚至于肉体消灭，这样做对吗？二是，“仁义礼智信”只是概念，何为这五者的正确解读，才是关键。而偏偏“解释权”归统治者时，许多异化便出现了，如《三国演义》第十九回里的刘安，便是一个典型，刘备吃了他煮的肉，觉得饱足；后来知道他竟是杀妻取肉，非但并不厌恶，反倒帮他表功，帮他向曹操讨了赏，“操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 这样的刘备，还有“仁者”之名，今日看显然咄咄怪事。然而在当时，却无不妥，是因为刘安既孝且忠（自云“本欲相随使君，因老母在堂，未敢远行。”），至于与妻子的情分和对生命的尊重，仿佛是不在“仁义礼智信”中的。 毛宗岗先生在此戏谑：“千金买骏骨，百金谢狼肉。一上黄金台，一饱刘君腹。刘安得此金，又可娶一妻矣，但恐无人肯嫁之耳。何也，恐其又把作野味请客也。”至于到民国，鲁迅、胡适、梁实秋、巴金等等各派人物对礼教皆有微辞，纷纷著书以揭露其实质，也就无怪了。
说到这里，大家对于“攻乎异端”一句的联想，是否就更丰富了呢？我却要请大家回来，看看两岸公认的儒学大师钱穆先生怎么解释这一句：
先生说：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
何出此言？钱先生道：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如小子鸣鼓而攻之。然言攻乎，似不辞，今从上解。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被端视此端亦然。墨翟兼爱，杨朱为我，何尝非各得一端，而相视如水火。旧说谓反圣人之道者为异端，因举杨、墨、佛、老以解此章。然孔子时，尚未有杨、墨、佛、老，可见本章异端，乃指孔子教人为学，不当专向一偏，戒人勿专在对反之两端坚执其一。所谓异途而同归，学问当求通其全体、否则道术将为天下裂，而歧途亡羊，为害无穷矣。一说，异端犹言歧枝小道。小人有才，小道可观，用之皆吾资，攻之皆吾敌，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后世以攻异端为正学。今按：由此观之，本章正解，尤当警惕。
孔子平日言学，常兼举两端，如言仁常兼言礼，或兼言知。又如言质与文，学与思，此皆兼举两端，即《中庸》所谓执其两端。执其两端，则自见有一中道。中道在全体中见。仅治一端，则偏而不中矣。故《中庸》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这是我所见的最令我信服的解法，孔夫子在教导弟子做学问的正道。
想来诸先生都是以自己的学识态度在维护孔圣人，然而孔子究竟是什么样的态度，或许经两千多年，已然杳不可知，亦如清代学者戴震的质疑。
而对于今人而言，当思之事，恐怕并非孔子真意如何，而是对“异端”究竟该采取何种态度。在我看来，博采之后，方有真正的独立思考，于是倒想起伟大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名著《异端的权利》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