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骏
“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
“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
关于真话假话，季老对于自己有一番中肯评价。在一个不能讲真话的时代，他敢于讲出真话；在一个假话更受欢迎的时代，他仍坚持讲真话。
具有这样秉正直言的性格和勇气，是因为他做出了大学问，还是因为他经历过大磨难？在季羡林的人生回忆中，他进过牛棚，曾经行走在“自绝于人民”的边缘上；他坐过“喷气式飞机”，却以之为一种锻炼方式，主动加以练习；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仍保持谦逊谨慎，力辞“国学大师”、“国宝”等桂冠……一位真学者的人生轨迹，透过点点滴滴诚挚的言辞，折射出一代大师的风范。
胡适曾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句话，季老访台拜谒胡适陵墓时，才听友人说起，其时，他已八十八岁。
而季老对于胡适，也有着一番实事求是的评价：“胡适是个有深远影响的大人物，他是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尽管崇美，他还是一个爱国者，多少年来泼到他身上的污泥水必须清洗掉。”对于胡适的治学方法，季老也颇欣赏，“多少年来，我就认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十个字是胡适对思想和治学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贡献。无论是人文社会家，还是自然科学家，真想做学问，都离不开这十个字。在这里，关键是‘大胆’和‘小心’。研究任何一个问题，必先有假设，否则就是抄袭旧论，拾人牙慧。这样学问永远不会有进步。要想创新，必有假设，而假设则是越大胆越好。……”（《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大凡英雄之间，总是惺惺相惜的。由治学方法，多可推断学者的性格特征，甚至及于人格、品第，亦可借之一别高下。虽然学术问题并不属于道德范畴，然而借用道德概念来阐释，丝毫也不为过。季老就曾当了一回“始作俑者”，提出一个“学术良心”的概念：“学术涵盖面极大……人类社会不能无学术，无学术，则人类社会就不能前进，人类福利就不能提高。……大家常说，学术是老老实实的东西，不能掺半点假。通过个人努力或者集体努力，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得出的结果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这样做，就算是有学术良心。剽窃别人的成果，或者为了沽名钓誉创造新学说或新学派而篡改研究真相，伪造研究数据，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骗子。”（《我的学术总结•学术良心或学术道德》）晚年的季老对于“良心”二字格外看重，他非常坦诚地说：“人过了八十，金钱富贵等同浮云，要多为下一代操心，少考虑个人名利，……等到非走不行的时候，就顺其自然，坦然离去，无愧于个人良心，则吾愿足矣。”（《老年谈老》）
无论对于学术文章，还是对于性情散文，季老都一以贯之地坚持“真话”路线。“我在这里先郑重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尽管我不一定写出什么好文章，但是这文章是用血和泪换来的，我写的不是小说。”（《牛棚杂忆•缘起》）
季老对于文章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四个字，在《留德十年》的“楔子”中，他特别强调“写自传不是搞文学创作”，并宣称“我写自传，只写事实”。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季老甚至坚定地“不改少作”。他在《活思想》一文中写道：“我在结集少作时有一条原则：决不任意改动。我觉得那样做，是欺骗自己，蒙蔽读者。如言之过甚，可以把删改少作的做法归入假冒伪劣之列。”
由“实事求是”以及“说真话”的态度，季老亦是一个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他提出“没有新意，就不要写文章”的观点，因为“到了今天，我们被动写文章的例子并不少见。我们写的废话，说的谎话，吹的大话，这是到处可见的。我觉得，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如果少印刷这样的文章，出版这样的书，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少制造一些纸张，对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会有很大的好处的，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我的学术总结•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这对于一切以产量和数字来衡量的考核体系，不啻是一声醍醐灌顶的棒喝。
在最后，重复一下季老的主张——“我只有一个信念、一个主旨、一点精神，那就是：写文章必须说真话，不说假话。”以此警醒这时代泛滥的文字，并作为对季老的真实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