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如明镜，可以知得失
——读《日本百年维新路》有感
合肥市第五十中学东区 九（7）班 徐采扬
辅导老师：谢静
“生性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
——这就是鲁恩·本尼迪克眼里的日本民族。
资本的扩张叩开了日本千年紧闭的国门，西方文明的冲击同时也带来了弃旧图新的良机。明治天皇就此走上了艰难的维新之路。风雨摇曳，短短十年之后它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它妄想成为世界的主宰，它的疯狂行为给古老的亚洲文明带来毁灭性的冲击…最终“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破灭，而同样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以方寸之地又创造了令世人瞠目的经济奇迹。为何他们能够从一个百年前闭关锁国的落后民族发展为当下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请以史为鉴，睁开眼好好看看这群自称太阳神后代的人们。
日本的崛起，得益于日本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不断创新。“日本的民族性是求知欲强，有恒心，而且无为不止。”
古时，日本作为“蛮夷之邦”，其文明开化自是远逊中国。“倭国”自知落后，深慕中华文明，引颈向望，欲移为己用。于是不惜万般艰辛，远渡重洋，学习中国文明。十三次遣唐使节团，断断续续的“勘合贸易”，使日本在长期学习中国先进文明的征程中，渐为文明先进之国。日本史研究专家赖肖尔对此评价说：“日本通过模仿中国而从一个落后的部落地区一跃成为文明世界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成员。”
到了近代，大清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由是日渐衰败，学习中国文化日见其难，其效也日益萎缩。于是日本寻找可供继续学习的榜样，以求继续发展。恰于此时，西洋文明已显进步之态，调头西学已成必然之势。日本有志之士也呼吁：“搜索西洋诸蕃之事情，实今日之急务”。“兰学”由是而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举国上下，醉心西学。正是几十年的“全盘西化”，奠定了近代日本的强盛之基。对此，赖肖尔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说：“除日本外，没有一个国家对优越的西方经济和军事技术的挑战作出如此迅速而成功的反应。”
日本人好学求知，择善而从，既为日本的发展觅得了先机，又是日本富强昌盛之根本。当然这一切还在于他们“有用者取之，无用者弃之”。他们能汲取外国文化，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本国国情变成自己的东西。日本人向来非常注重实践和实效，只要能获得成效，并不在意手段，既可以为此而不择手段，亦可以为此而忍辱负重。
晚清毕竟不甘就此没落，于是派遣留学生赴日本留学研究明治维新，以求最后的力挽狂澜。这群留学生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总结了一个原因：中国民智未开。
民智从何而来？国民教育。
在江户时代，幕府为缓解社会矛盾，鼓励并支持社会各界钻研学问的风尚，对文化的普及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求知，其身份不会改变，而是提高自己的能力。没有功利的色彩，不是为了出人头地，这便是日本人教育理念的核心。
同时日本人有着“孩子是大家的共有财产”的观念，全社会都有责任如帮助自己孩子一般来帮助别人家的孩子的教育和发展，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们强调教育的普及性，“有教无类”，不因受教育者的身份地位差异而有别，即使是最贫困的学生也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教育。
日本人对教育的重视是无人能及的。当时的日本采取一对一式的教学方法，每个孩子的老师能充分地了解每一个学生的优缺点，然后对于其整个人生作出指导。不是如此的教育体制，吉田松阴又如何能够教出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这样的学生? 平均一个教师每天都要给10个孩子分别授课，却没有任何固定的工资。若是有家境殷实的学生尚能给老师生活上的补贴，贫困的学生所能报答的也只剩加倍的努力与汗水了。日本教师的生活是潦倒的，他们所得到的不是浮名，而是更宝贵的东西——尊敬，学生的尊敬、家长的尊敬、全社会的尊敬。两袖清风，铮铮傲骨。这就是教育。
再反思中国的教育体制。古时的科举制超越了阶层的隔阂，其内涵却在于“学而优则仕”，教育和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紧密相连。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将学问与仕途的关联标准化、制度化，八股文的呆滞、刻板限制人们思维的创新。 当下的中国教育则完全将知识与权利、地位挂上等号：书店里最热销的莫过于公务员考试纲要、各学科的教辅材料，大学教授论文的抄袭，中学熬夜补习的学生，硕士博士文凭，大学英语四六级…我们求知的目的是为了出人头地、有出息而不是对知识、真理的追求。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再不会有人继续求知，科技、文化又何得进步？应试教育所批量生产的中国式精英也不过凭借一纸高考成绩，缺乏创造力，想象力，甚至不懂如何做人。
当下的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补课的费用，择校的费用，教辅的费用…层层堆积，有钱人自然比普通人更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知识无价，教育无价，而当教育已然成为已然成为产业时，真理又将何去何从?
日本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奇迹更是由于他们的谨慎、谦逊与对历史的反思。
上世纪八十年代，哈佛大学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沃格尔教授出版了一本《日本第一》的专著在美国引起轰动，乃至美国市民、学者到国会议员、政府官员都争相阅读。此事在日本引起了更大的反响。这个反响不是对于日本第一的骄傲，而是全民族的警觉和自省。日本媒体曾公开质疑“我们没有那么好，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美国人这样麻痹我们，背后有什么阴谋？”面对他人的赞美，日本民族没有欢喜承受，而是质疑与反思。他们深谙“枪打出头鸟”的道理，他们汲取过去咄咄逼人而招致打击的教训，将自己装扮为一个日益萧条的国家，以弱者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正是日本这种韬光养晦、卧薪尝胆的民族精神，使这个民族能够迅速从灾难之后，“特许繁荣”“神武景气”，“奥林匹克景气”经济崛起，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而鸦片战争之后的大清依然沉浸在“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当下的中国尚在为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津津乐道，这便是差距了
史如明镜，可以知得失。如今的我们面对日本的历史，不是一味地反对同仇敌忾，不是盲目地推尚崇拜。请擦亮眼睛好好看看日本这个民族，这个“生性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的民族。